如果不是看到破旧的“哈勒布特”公交站牌,并不容易断定创作团队已不动声色地将原著中的故事发生地——东北,移步到了呼和浩特。这个大胆的跳跃非但没有削弱小说所营造的落败小城的老旧感,反而更容易印证和唤起观众对那个特定时代的集体记忆:下岗大潮中的生计困境、疏离的家庭成员关系、被时代洪流改写的个人命运,与此同时,还巧妙避开了近年来荧屏上将“东北”和“凶案”故事绑定的固化印象,这些无不显现出创作者的能力和自信。他的影片不仅仅是一种对藏地生活的再现,他的影片同时以他非常原创性的、非常个人化的,具有高度风格化的特征,而使得藏地的风光、藏地的生存、藏地的故事、藏地一些非常传神的角色、个人命运的故事形成了中国电影当中的某一个新的高点。同时也形成了整个中国电影极端丰富的多民族文化,多民族生存的画廊中的非常独特的一幅或者说一个序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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